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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占文 |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何与何为
引 言
现代化是表征人类从传统生存方式向现代生存方式演化的历史性跃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趋势。但相比西方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式”特征,鉴于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命题。就中国式的现代化,当前学界的代表性研究集中体现在：一是“特征”导向的阐释性研究,以“中国式”作为立论基点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特征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二是“战略”导向的实践性研究,以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战略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领域从中国现代化指数和指标评价来衡量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发展状况；三是“范式”导向的理论性研究,以史论结合作为研究方法从宏观史学角度把中国现代化纳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性视域创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范式。另外,学者于歌用韦伯理论从四个现代化范式的角度解读500年大国崛起的精神动因，其中一章专门讨论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属于应用“范式”的研究。上述成果都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做了深刻的探讨,为我们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展现了丰富的内容。但综观当前研究,从经验事实出发进行理论阐释多而从文明传统出发进行逻辑论证少,从时间关系出发进行继起性研究多而从空间关系出发进行比较性研究少,从局部视角出发研究独有问题多而从整体视角出发反思共有问题少。本文认为,现代化进而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历史性跃升,其重要意义在于：现代化内嵌“承载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创新”这一基本内涵。因此,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本文秉承整体性视角以人类文明统领现代化发展作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思路,通过探讨现代化进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为何”来论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何为”,在方法论上这一思路必须体现大历史观视野、文化比较学方法以及重视人类文明传统。这是因为：文明传统是各民族自身存在以及进一步演化发展的根据,无视传统最终必会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缘由是孕育现代化发展的中华文明传统,现代化是普遍叙事,而“中国式”和“西方式”都是现代化的一种实现方式,我们只有正本清源地理清人类现代化“为何发生”以及“如何展开”,才能真正返本开新地说清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一、“一体多用”的现代化:人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当前学界除了阐述原发国家的“工业化论”和后发国家的“追赶先进论”外,还有“产业化论”“社会剧变论”“文明形式论”“社会现代化论”和“四个现代化论”等。尽管众说纷纭,但殊途同归的是：现代化具有表征社会转型的内在规定,意即从传统社会的不发达状态向现代社会的发达状态转变。综观当前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我们发现：“我先故我是”的欧洲中心主义一直以来成为现代化叙事的逻辑定式。因此,关于现代化的欧洲式起源、先发性标准和西方化视角成为人们描述现代化现象和揭示现代化规律的公式化框架,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大历史观视域下“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客观事实和普遍规律。实际上,现代化作为表征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理论范畴和叙事方式,揭示的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洞察力指出：人类所能够解决的“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不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任务都是在“能够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传统文明向现代社会、现代文明转变的世界历史性过程和趋势,这是“存一”的“体”层面意义上的现代化。但另一方面,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提出和解决现代化任务,由于各自的先天禀赋、物质条件、历史契机和利益期许等方面不尽相同,因此就存在不同的现代化实现方式,这是“趋多”的“用”层面意义上的现代化。一句话,我们必须结合普遍性和特殊性、从体用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把握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用”任一方面都不能偏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更加全面且接近事实真相的叙事方式打破西方现代化的独断论神话。鉴于此,我们认为：以人类发展的现代化叙事来解构现代化发展的“唯”西方叙事,是当前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前提。在这一点上,本杰明·史华慈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参考。本杰明·史华慈基于“有一个共同的人类经验世界的信念”的假定,本着“跨越语言、历史和文化……的障碍”的致思取向,认为“在轴心时代从……诸文明的一些共同文化方向中出现的东西,不是单方面的回应,而是共有的问题群”。更为重要的是,他赞同“存在的问题是普遍的；为成为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则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史华慈秉承超越性的视角肯定了“轴心时代”和“共有问题群”的概念和探索价值,也赞同“存在问题”的普遍性和“解决问题”的多样性,是“一体多用”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的确,反观历史我们发现：处于轴心期的所有开化民族由圣贤开引都经历了一场总结性和反思性的精神革命,先哲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整体性、自身的存在及其限度,几大文明都从社会环境的主体叙事中围绕“人”建构起了信仰体系,这是轴心文明“共有的问题群”,这一时期开出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成功地推动了文明形态的自我更新。金观涛先生也指出：基于大历史观的视角,人类文明中存在着不同基本类型的终极关怀,这就是超越视野,希伯来的救赎、古希腊的理性、印度教的解脱和中国的道德是超越视野的四种类型,超越视野对社会的塑造形成轴心文明,现代社会是轴心文明演化融合的结果。日本作家堺屋太一也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新的中世纪式的社会”,“后现代”有些方面与“前现代”相通。但与此同时,由于应对生存环境和主动反思建构的方式不同,不同文明在后轴心时代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模式,西方是“神-人”模式,是神学语境下“人的世俗化”进向,中国是“天-人”模式,是天人语境下“人的人文化”进向。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要从轴心文明说起呢？这是因为：只有正本清源地回到轴心文明,回到中西文化初具分野的思想原点,才能返本开新地理清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才能真正做到解构现代化发展的“唯”西方叙事。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的事实已经表明：所有文明社会无一例外都脱胎于原始社会,人类文明起源以来,世界文明的几大发源地都是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人类的生存实践并无本质区别,尽管地理环境有别位置不同且彼此阻隔,但是直观性和神秘化的精神活动以及简单性和仪式化的习俗活动,体现了人类原始文明都依靠简单再生产和惯性心理维系的共同特征,愚昧、直观和“顺天而生”的自然崇拜,在本质上都“缺乏任何特殊的历史活动”。但是轴心期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具有总结、反思和“逆天而活”的意义建构,虽有基本的文化分野但无实质的优劣高下,生存实践空前绝后的巨大突破从此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人类文明的本质在于对生存实践进行文化的意义建构,尤其是圣贤们开引并型塑的思维重心和奠定的文化倾向——西方重在思考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重在思考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中国重在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及其展开模式,“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历史几乎也就是沿着轴心期文明开出的路径演化发展的。因此,轴心期以来中西不仅都形成了各自的传统,而且都在按照各自独特的演化路径展开历史发展模式,甚至还都是在“能够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关键时期,提出和解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任务。
二、现代化发生的“大前提”：中西不同的文明传统
以上论述得出基本结论：轴心期文明反映了人类复杂且有规律的历史文化现象,型塑了中西文明各自的超越视野,中西文明传统本无高下优劣之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传统是传下来、统一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观念,甚至我们的制度、语言里面去的东西。顾名思义,文明传统就是指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活力。换言之,它是历史的生命所在。每个国家与民族,在不知不觉中,无不在“传统”驱使下,各自循着自己的轨迹而前行。马克思也曾讲到：人类社会是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不断发展进步的。因此,轴心期形成的不同文明传统是人类现代化发生的历史“大前提”。那么,中西方究竟有着怎样的文明传统呢？这要从中西不同的轴心期文明系统及其独有的文化基因说起。古人云：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从民族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讲,一个民族所赖以生存的“根”莫过于既可以标识最大的“我们”又可以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各种他们”的传统文化。梁漱溟先生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人之于世,无非三事：活着、动着、说着。人做三件事又必须依凭三种方式。“活着”依凭生活方式观照现实问题,“动着”依凭行为方式反映处事逻辑,“说着”依凭思维方式体现运思规律。三件事三种方式统合起来就是“文化”。人类文明的本质在于对生存实践进行文化的意义建构。发生学意义上,谋求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解决生存所需的食物来源是所有人类文明的首要问题。人类在经过长期的采摘、狩猎之后,迎来了“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尤其是农业革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人类的食物来源问题,剩余食物乃至剩余产品的不断积累又促进社会化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于是,有人开始专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便引发了人类的认知革命,语言和文化正是认知革命的主要成就。认知革命以后人类就生活在客观存在的生存实践和文化建构的生存实践双重结构当中,通过纯粹的精神活动总结经验、解释现象、反思意义,摆脱世界通过意识真实地想象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不断的生产积累、认知积累、经验积累、知识积累甚至很大程度上的想象积累,在轴心时代形成历史合力,集中大爆发,突破了人类长期固有的被动想象和盲目理解的生存方式,从此开启了人类的主体叙事模式。
最新的考古学研究表明：早期人类文明的起源具有同质性,人类在狩猎采集时代的二元观念存在于共同的祖型文明——萨满文化中,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不同文明对环境的适应情况而发生了中西文化的分野。西方随着信仰《旧约》的一神教将阴阳观念异化为二元对立,中国则继承了主根文明的阴阳观念。同样也有研究表明：关系是中华文化的独有性格,实体则是西方文化的独有性格,前者在关系中理解事物,后者在实体中建构关系。在实体中建构关系,意即因实体的独立而区别和对立。鉴于此,我们认为：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实体性是西方文化的基因,植根于各自的文化基因,前者内化为阴阳关联思维,后者内化为二元对立思维,前者外化为重结构、重功能的系统论“关系”行为模式,后者外化为重元素、重实体的机械论“因果”行为模式。与此同时,以关系性为文化内核,中华文化传统形成以群经之首《易经》为代表的文化框架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维倾向,以实体性为文化内核,西方文化传统形成以两希经典为代表的文化框架和“信仰-理性分离共存”的思维倾向。
以两希文化为根基的西方文化,其超越视野是希伯来的救赎和希腊的理性。出于对生存实践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希伯来文明的信条是神灵救赎,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并将其普世化为慈爱,希伯来传统围绕救赎形成以罪为经、以爱为纬的宗教文明体系。有别于宗教的救赎,古希腊萌发了理性精神。认知理性把追求知识作为终极价值,通过严谨的逻辑思维和表达程序认识世界的本质和本原。根植于实体性的文化基因和二元对立的思维特质,西方文化的核心主要是处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基督教就是希腊的唯灵主义哲学精神借助于希伯来的圣教历史形态的自我实现。与此相适应,古希腊的移民社会主要由自耕农经济、移民商业经济和城邦政治构成,罗马占领希腊后,依托星罗棋布的城市形成奴隶制商品经济,传统的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初步孕育了契约关系,契约精神内嵌的文化基因就是“实体性”,尽管那时还是比较简单粗糙的“个体独立”。所以,西方的实体性文化基因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注定信仰和理性不能从根本上实现融合,但是二者在传统社会也不可能完全实现真正的分裂,理性精神必须要通过信仰体系反映出来,否则,就会发生严重冲突,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例证。所以,理性精神受到信仰的限制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
中华文明的超越视野以道德为终极关怀,重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和家国社会服务功能。基于关系性的文化基因和阴阳关联的思维特质,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处理“道”和“德”的关联性并合而为“道德”的问题。“道”与“德”是中国道体哲学思想中最为根本的两个范畴,道是万物的本原,具有普遍性,是关于体的范畴；德为万物的本性,具有特殊性,是关于用的范畴。义理上二者应该是以“道”统“德”：“道”之为用则有“德”,“德”之归本则为“道”。哲学理念上的“德者道之用”伴随着“道术裂变、方术一察”在政治实践领域被实质性地演绎为以“德”驭“道”的行为模式,尽管中国的道体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过不同的“以X解道”模式,但究其本质还是充当了统治阶级维护家国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工具,陈鼓应先生“落向经验界的道,就是德”可谓一语中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视儒家伦理为“大道”,儒家伦理就是政治倾向非常明显的“德性”伦理,以“礼”为思想原点扩展为具有等级观念和道德约束力的“三纲五常”和“忠孝两全”的家国一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更是提高到了绝对的地位。当然,支撑德化政治长期维系的社会基础是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以及简单再生产的农业生产方式,结合周孔之教和周秦之制,三者形成道德渗透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有机体。张光直先生提出文明的连续性,以及道德维系、以德驭道、政统主导、超稳定结构,这都是在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绵延几千年的根本原因。
三、两种类型的趋现代文化：中西现代化起源的不同路径
综上所述,现代化是表征人类从传统向现代演化发展的普遍性叙事方式,而不是西方社会的独有属性。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西方的现代化起源确实有着不同的演化路径,既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又有方式上的内外之别。有学者指出：内源式现代化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下孕育成长起来的,外源式现代化尤其是晚近的外源式现代化大多发生在非基督教文明地区。显然,这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这里的“内源式”和“外源式”是就引发现代化起源的决定性因素相对而言的,事实上一切成功的转型发展过程无不是外部和内部、传统和现实、思维和行为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文化助推现代化的起源蕴含着“分”逻辑。由“实体性”彰显的极端、排他和扩张的“唯一性”,使得理性和信仰彼此具有独立倾向并最大程度地发挥主导性作用,理性启蒙和宗教改革不仅打破了西方世界信仰与理性的统一,还带出了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随着1780年代左右爆发的“双元革命”对欧美社会产生的巨大推动和冲击作用,西方世界率先开启了现代化历程,文化推动现代化起源体现为“活着”“动着”和“说着”的展开方式。
“说着”依凭思维方式体现二元对立的运思规律。理性受到信仰的限制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西方社会获得现代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就是理性要真正突破信仰的限制,由二元分离状态发展为彻底的“二元分裂”状态。这是因为理性和信仰二者都自视为“唯一”,“唯一”的本性就是极端、排他和扩张,非此即彼深深扎根并支配着西方人的思想与行为,近代西方随着理性精神的不断彰显,理性逐步挣脱信仰的羁绊并获得独立发展和自由生长的空间,于是执着于理性的路向最终发展为文艺复兴运动,虔诚于信仰的路向直到引发宗教改革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两股力量又都强调通过试验的手段来认识世界,试验和实验的方法催生了科学精神,科学的世界观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共同推动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工具理性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英国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由此奠定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产业基础。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彻底的二元分裂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必要思想条件。
“活着”依凭生活方式观照人的世俗化问题。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创世”和“原罪假定”共同演绎了基督教文化关于人与神、人的前生与后世之间的机械论“因果”思维和行为模式。整个中世纪教权和王权之争弥漫西方世界,现实世界中人的存在价值在于神灵救赎和自我救赎,这一时期完全沉浸在“教皇国王”框架下关于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通过人的生存方式落脚在对“上帝”和“凯撒”两个实体之间关系的处理上。随着近代启蒙思想家“人权意识”的高扬,教会被逼出权力体制的核心,个人从教会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获得自由,信仰退回到纯粹的精神领域,于是曾经在教权和王权之间的对立转变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如何有效维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也即是说有效解决从“神”到“人”的世俗化问题。
“动着”依凭制度化方式反映处事逻辑。西方的实体性文化基因秉承“个人单子论”假定,近代以来的发展趋向更是必须承认个人的独立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则要求在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划出界线,这一观念的主要源头是基督教的精神遗产：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主题是“人”,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古为解放”,新教改革既促进了个人权利的扩展又推动了国家权力的扩张,现代化的政治发展就是如何进行制度设计防止权力越界的问题。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学说和罪感文化经过近代启蒙思想家的阐释发展,成为宪政民主设计中制度设防的重要依据,自然法理念和社会契约论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根据则是实体性文化基因的发挥和机械论“因果”思维模式的制度化运用,自然法理念和社会契约论思想对于制度设计所发挥的核心理念就是个人作为社会实体地位的承认、巩固与制度性保护。
相比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早发型内源式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危亡之秋”启动的,属于典型的外来异质文明冲撞导引的后发型外源式现代化。后发现代化的优势在于可以模仿学习,近代中国依靠传统政德伦理维系的中华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现代化起源必须处理古今、中外、传统与现代、学习与创新等一系列关系,文化助推现代化起源贯穿“合”逻辑,体现为“活着”“动着”和“说着”的展开方式。
“说着”依凭思维方式体现“通变”的运思规律。《易经》中的阴阳思维以及阴阳互动形成的“通变”之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文化格局。近代中国在民族危难之际又一次启动“道德价值逆反”机制,在比较试错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科学之“道”,把传统社会颠倒了的“以德驭道”的“道”“德”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重塑“新道德”再造“新社会”。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思想中“求变”思维的契合。那么如何解决中国与外来“道出于二”而“道通为一”的“合道性”问题呢？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发现新世界”,近代中国凸显“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于是中华文明“穷变通久”的文化基因被激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把中华文化“大道之原”《易经》中的“通变”思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改变生存现状的“革命大道”。
“活着”依凭生活方式观照人民群众的生存诉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的全部统治的基础,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进步、引领中国的现代转型,必然要落脚到唤醒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大多数人的生存诉求得到最大程度满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地私有制是“三座大山”压榨盘剥人民的制度性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顺应广大农民“穷则思变”的心理,思变求变、以变治变,把变更土地所有权深深植入中国革命,开展土地革命,使农民迫切成为土地的主人和以使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浑然融为一体。总之,通过彻底变革社会结构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新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权力和社会地位,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动着”依凭行为方式反映“再造社会主体”逻辑。中国的传统社会“以农立国”和“以士治国”紧密结合,近代虽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传统使得社会结构仍以“士农”二民为社会主体。中国古代历史上“改朝换代”者多而“改政换道”者寡,近代以来不论是洪秀全的“农民造反”还是孙中山的“秀才造反”,都是“援西入道”,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的解放学”,中国共产党融合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整合“农民造反”和“秀才造反”,把“求变”思维植入农村社会,通过彻底变革社会结构的民主革命运动,真正实现“人”的解放。所以,“人的现代化”首要解决的便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入口问题,当然这也是新的社会主体实现结构性再造的必要环节。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早期人类文明的起源具有同质性,后来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人类生存实践的拓展,逐步呈现出了地域性特色,尤其是轴心期以来中西文明系统型塑了不同的超越视野,超越视野塑造传统社会推动人类现代化起源形成不同类型的演化路径,这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客观规律。迄今为止,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具体实现方式,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不论是西方式的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本质上都是如此。
四、中国式的现代化：人类通向文明进步的中国叙事
上文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从方法论、历史前提和起源路径3个方面对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做了深入探讨。由客观规律得出推论：中国的超越视野改造传统社会推动人类现代化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演化路径,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具体实现方式。因此,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人类通向文明进步的中国叙事。（一）中国成功地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相比西方“启蒙新思想——开通新航道——发现新大陆——开出新产业”的集成性扩张性现代化发展道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遭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不断冲击,传统政治内外交困、帝国将倾,家国体系难以为继、道穷政息。轴心期中华文明形成的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超越视野塑造社会的逻辑依然存在,这是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之为中国的基本依据,但中国唯有重塑“新道德”再造“新社会”重建“新国家”才能完成现代转型。不论是“中体西用”框架下的“变器”还是“变法”,都在试图改变中国的“德”用“道”体关系,也都未曾脱离以“德”驭“道”的窠臼,只能是谋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预演。实践已经证明：唯有“新道”塑“新德”,以“道”统“德”,中国才有出路。即是说,要用真正“革命的主义”推动“主义的革命”,此乃“新道”,要用真正“革命的政党”推动“政党的革命”,此乃“新德”,前者为马克思主义,后者为中国共产党。“新道”的“新”在于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新德”的“新”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现代政党,以“新道”统“新德”的“新逻辑”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了亦步亦趋模仿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从此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以领导“新革命”再造“新社会”为主题开启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以建设“新国家”再绘“新蓝图”为主线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
“新国家”的成立和“新制度”的建立,不仅第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而且还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直接成果就是新中国成立并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基础上,1953年开始进行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目标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总路线,1954年党的一大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一五”计划的目标是：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6年党的八大把“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国内的主要任务,同时把四个现代化写入党章。1957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新理论时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建设“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这一战略未能全面如期付诸实施,尽管如此,1975年四届人大会议周恩来再次提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总的来说,重塑“新道德”再造“新社会”重建“新国家”再建“新制度”,这一系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新道路”的开辟和“新战略”的制定,不仅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而且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伟大转折。1979年邓小平就郑重指出：我们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正是本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定力,此后一直到党的十七大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新要求,一以贯之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做出全面部署,不断建立健全符合时代要求和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研究显示：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了,而且中国实现GDP翻一番只用了12年,英国却花了164年、美国花了53年。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新时代”的开启和“新任务”的部署,不仅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而且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提出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任务,“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四个全面”以及“两步走”战略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战略安排,当然,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的接续发展,也是“以道统德”逻辑展开在新时代的接续发展。这是因为,进入新时代,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的中国是各个历史时代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在“站起来”的时代,“以道统德”逻辑展开主要体现为包括立国思想和立国战略在内的“立国论”；在“富起来”的时代,“以道统德”逻辑展开主要体现为包括富国思想和富国战略在内的“富国论”；而在“强起来”的时代,“以道统德”逻辑展开主要体现为包括强国思想和强国战略在内的“强国论”。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主旨。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具有鲜明特征的人类文明进步之路
相比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的现代化发展类型，中国式现代化有其鲜明的特征。
一是德性和理性的融合发展。如前所述,德性和理性对中西社会的现代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中国属于典型的后发型外源式现代化,其优势在于可以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性和理性更确切地说是德性政治和理性战略的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德性政治的基本要求就是保证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国家战略高度强调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相互促进关系。1987年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直指引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统领新时代发展的鲜明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德性政治事关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那么理性战略则事关现代化的实现步骤。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但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付诸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两个十年和一个五十年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对实现第三步目标做了具体规划,提出了两个十年和一个三十年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十五年的“两步走”战略。由此可见,理性战略不仅体现长线思维而且还体现短线思维,英国学者休·佩曼认为,阴阳概念具有长期和短期的维度,可以在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中互相补充、相互支持和相互转换。因此,德性和理性是具有阴阳概念的中国式现代化思维元素,“一阴一阳之谓道”,德性和理性相互融合,方向与步骤相得益彰。
二是国强和民富的融合发展。“国弱民穷”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谋求现代化发展旨在实现“国强民富”。在以“新道”统“新德”的逻辑框架下,所谓“国强”就是以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指向的国家富强,“民富”就是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指向的人民富裕。强国必先立国、富民必先立民,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来实现“国强民富”,1955年和1964年分别提出了实现“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尽管未能如期如愿,但也充分彰显了实现“国强民富”的根本宗旨以及“国强”和“民富”之间的统一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紧紧围绕“国强民富”的目标,把理论层面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和深化分阶段有步骤地转化为实践层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举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外资流入和商品消费居世界第二大国,制造业、货物贸易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稳步增强的历史性突破,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出了国强民富的时代最强音,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夯实了基础,尤其是“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规划更是加速了国强民富的进程,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国强民富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国强”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二者统一的基础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是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的融合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关键在于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发展不仅具有目标规定性、战略稳定性、政策连续性等叠加优势,更重要的是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至上”的决定性优势。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具备彻底的唯物史观思想基础和战略眼光的现代政党,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把人民根本利益当作尺度,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领导的叠加优势和人民至上的决定性优势有效融合和无缝对接的关键环节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以“物”为至上逻辑,社会主义制度是以“人”为至上逻辑。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不断优化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以举国之力推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法宝之一就是最大程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意志和协同行动。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四是文明传承与守正创新的融合发展。没有文明的传承,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文明历来秉承穷变通久、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的文化精神和生存理念。英国学者休·佩曼引用达尔文的名言“存活下来的物种……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来类比解释“中国巨变”的原因。的确,近代以来中国以革命求得了解放、以改革促进了发展,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机制、以推进自我革命铸就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所有这些充分证明：变革的中式思维是一种与21世纪接轨的非常理性的方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之本、文明发展之根,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能力的逐步增强,生态环境对人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理念,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突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汲取中华文明精髓。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造就金山银山、低碳发展、绿色环保,成为新时代中国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主基调。中华民族历来秉承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文化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准则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交往之路。新时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自身发展带动周边国家和平发展、共同进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仅传承中华文明精髓,而且还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市场经济就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动并最终形成的。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从土地文明向市场文明的跃进。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现代化发展的“必修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现了“制度有方向”“市场有活力”“政府有作为”的有效融合。总之,中国既传承人类文明精髓活化传统,又适应国情回应时代要求守正创新,有效融合古今和中西的现代化元素型塑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
现代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具体实现方式。因此,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需要“大历史观”的视野。所谓“大历史观”的视野,是要我们本着一种整体化的人类文明思维和历史发展意识,在时空、内容和价值等维度运用比较来把握事物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方法。
从时空维度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改写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为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人类现代化是包括必要前提条件、思想启蒙、理论准备、产业奠基、制度创新等多个环节发生根本转变的集成性系统工程。西方的现代化从15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在经济、政治、思想和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为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引领规模空前巨大的现代化大转折奠定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相比西方经历了500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国的现代化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被迫启动算起,也还不到200年的时间,如果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算起也就是100年的时间。再从人口规模上来看,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也比我国的人口总数少很多,中国的整体现代化推进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也就是说,中国用更短的时间实现比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人类现代化发展,而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功地避免了食利致衰的“奥尔森陷阱”、结构失衡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公信失力的“塔西佗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为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
从内容维度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重塑了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为人类现代化发展拓展了实现途径。人类现代化包括实现转变的领域、转变方式以及付出的代价等内容。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殖民扩张甚至发动战争来开拓形成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伴随的是殖民地人民和本国劳动阶级数以万计的生命耗费和财产消耗,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有学者总结说：西方文明在崛起的过程中通过对东方资源的传播、吸收和殖民掠夺奠定了西方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础。尤其是过度发展和超负荷的工业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问题和人类发展难题。而与西方血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比,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是一条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路,在方向上属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人类共同命运的文明进步新路。这条道路在引领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既没有造成国力耗散的“保罗·肯尼迪陷阱”、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文明冲突的“亨廷顿陷阱”,也没有掉入发展失衡的“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增添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拓展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实现途径。
从价值维度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重估了人类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为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价值引领。工业时代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内部一系列漫长而艰难的经济变革和文化变革的结果。尤其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对西方世界进入工业时代具有奠基性和转折性意义,这3件大事从文化源头上都可以从基督教文化结构中找到直接的根据。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导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实体性文化基因本身具有的“唯一”本性所反映出来的极端、排他和扩张，导致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扩张以及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贪婪和扩张背后的统一逻辑是“以物为本”,“以物为本”是典型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从私有制派生出来的”,最后的归宿必定是“死于过度”。即使是西方极力渲染的所谓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现代价值也是根植于特殊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具有根深蒂固的“物本性”原则和“拜物教”逻辑，既不是普世价值，也不是普适制度。而且,西方文化从思维方式上来说也缺乏长线思维，不足以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这些问题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都可以归根于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而中国关系性的文化基因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维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诸如“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的政治观、“道之以德、以德化人”的道德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国际观、“蓄德贮宝、德行天下”官德观以及“任法去私、不殊贵贱”的法治观,能够在21世纪唤起人类对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思考方面表征世界文明新方向。正如汤因比所讲的那样,人类未来的希望在于东方世界,中国将在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创新上发挥主导性作用,要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有益资源以推动世界转型发展。人类在经历了技术理性支配的时代以及反思单向度的“进步”所带来的发展难题,有必要该是进入价值理性支配的下一个时代了,要拯救道德沦丧、信仰疲乏、精神空虚三大生存危机,也唯有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明寻求生存智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是带着五千年伟大文明并汲取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之长而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一句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的逻辑发展，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在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反思中走出来的,又是在对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未来期许中提出来的；既深刻阐述了现代化发展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性问题,也深刻阐明了不同国家和民族通往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性问题。即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源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源于过去更属于未来,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也必将继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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